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6届全球年会于2019年11月22-24日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全球稳定：新变局、新发展”，邀请了近百名国际嘉宾参会。
在11月22日下午举行的论坛成员闭门会上，IFF大会主席、第12届全国政协主席周小川说，中美贸易战、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变局，加上金融脱钩、美国禁止对中国的部分投资往来，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挑战。IFF应继续加强金融合作，努力把自身打造成类似于G20的F20和T20(即金融20和智库20)。
IFF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前主席、比利时前首相赫尔曼•范龙佩说，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金融稳定、全球公有与私有的债务危机;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而是政治与政策，在一切都受政治影响的前提下，试着通过金融手段去补天，太困难了。
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前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升洙说，全球目前的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主要是政治引起的;IFF未来要高度关注Libra之类的电子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在IFF学术圆桌峰会上，论坛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南丰集团总裁梁锦松发表了对香港问题的见解。他说，香港发生的事情与目前世界的变化相关，比如智利、西班牙等地的暴乱;表面上看，其起因于半年前的引渡条例修订，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下三个全球趋势：第一，传统的阶层斗争。随着全球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社会货币财富大增，而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开始，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比如美国0.1%的人口控制了25%的财富，这在历史上，只有1915年和1928年出现过两次，这意味着什么?在香港，经济体量小，大部分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第二，年代鸿沟。二战后至6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需要是能够满足的，心情舒畅;但现在的年轻人不行，除了基本需求，他们还要求自由、民主;青年人使用的媒体和交流平台与我们也不一样。看不到这些，就开不出正确的药方。第三，不同体制的矛盾。香港是民主机制加自由经济的混合体;中国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西方国家领导层和学术界对大国关系的担忧。
在这一环节，周小川说了几个担心：一是目前全球已经超低利率使货币政策没有多少空间，且高负债是金融失去稳定性;二是中美贸易战使全球GDP增长放缓;三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美国目前股市高企的泡沫，一旦破裂，引发连锁反应;四是多年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使许多国家增加财政赤字，有可能引发危机。
以上因素叠加，使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加大，延续时间加长。而决策者认识不充分、准备不足，对过去应对危机(1997和2008年)政策工具面临的环境变化未能充分领会。这些差异主要如下：首先，货币、财政政策调整空间非常小。现在欧元区、日本已经零利率，中国利率也已经很低。其次，过去IMF的作用很大，现在多边国际金融等组织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其三是部分国家忘了前两次危机的痛，严重忽略金融崩盘的危害，采取极端措施追求经济增长。其四是各国债务太高，近两年又未能有效去杠杆。下一轮危机一旦发生，对全球是巨大挑战。这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是多因素复合交织导致的，这些问题还与目前恶化的政治、政策环境裹在一起，很难应对。
会上还有专家提出，要关注国际新机构带来的债务增加问题;也要关注新机构带来的资产增加造就的好处。有专家提出，二战后西方的技术、资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结合，成就了发展;这些比较优势，是动态发展的，中国从产业升级和技术(如5G、电子商务)正在赶上，对某些国家形成挑战，发达国家不能抱残守缺，要在改变产业空心化上多努力;发展中国家要在加快工业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多努力。
专家们还提到了中国与36个国家的货币互换后未能有效使用、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是否已经达到极限从而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等问题。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在中国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 (Finance20)”。自2003年起，国际金融论坛每年定期召开全球年会，迄今已有来自全世界的1000多位政治、经济、金融等领域的领袖人物和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年会并演讲，参会人员高达1万余人次。
本届年会还专门设立了“全球金融系统：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全球货币未来：大数据、未来货币形式与金融监管”“全球贸易秩序变革趋势与货币支付体系竞争”“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影响”4场平行政策对话会议，深入探讨新全球化时代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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