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2020年初，一场来势汹涌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武汉，席卷全国，一场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打响了。在武汉战“疫”一线，已经与高危污染物、烈性病毒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毛青就是“逆行者”中的一员。他作为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首席专家，进驻金银潭医院后24小时内迅速把普通病房改造成传染病病房，48小时内整体接手综合病房楼的两个病区。他作为火神山医院综合科主任、专家组副组长，带领团队在进驻后5小时内收治了48名患者，完成了火神山总收治1000人的目标，保证了全体医护人员的“零感染”。
近日，毛青被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授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称号。
本期节目，邀请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病科主任毛青与您分享武汉战“疫”背后的故事。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毛青接受中国网专访。 中国网 伦晓璇 摄影
中国网：毛教授，您好!
毛青：您好!
中国网：大年三十接到出征武汉的命令，其实当时只是征求您的意见，但您马上表态“当然是我去!”为什么毫不犹豫一定要去?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毛青：为什么呢?因为我做这个专业的。我从1986年从事传染病专业到现在有34年了。大学一毕业就到传染科工作，所以(救治)传染病工作你说我不去，谁去?这是我考虑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我经历过很多大的传染病的防控，包括当年的SARS(非典)，我们还去了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算有些经验吧。当时院长半夜四点钟给我打的电话，他说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我去吧。
中国网：虽然您成功抗击过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但此次转战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在当时还是未知的病毒。您的心态是怎样的?也会害怕吗?
毛青：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怕，为什么呢?我在出征会上给队员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现在所设计的防护装备，穿脱流程，防住这个病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做到位。这几十个步骤，穿的几十个步骤，脱的几十个步骤，还有在工作当中的细节是不是能做到位。你只要把这些步骤做到位了，防住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事实也证明了，不论是军队驰援武汉的，还是地方驰援武汉的，这些有准备而来的人，都没有被感染，医务人员几乎都是“零感染”。感染的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还是在早期，或者在工作当中有点小的失误。换句话讲，即便有医务人员感染，你能找到原因的，找到他为什么被感染了。我只能说，比如像我们第一批来到武汉的150人里面，只有4个人是从事传染科的，其他医务人员加上管理人员全都不是传染科的，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些紧张。
毛青在生物样本库与医护人员一起查看血清历史样本。 (张永进 摄)
中国网：当时刚到金银潭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毛青：我们大概到武汉是大年三十晚上11点多下的飞机，三个(军)医大的人前后几分钟下飞机。我们坐着大巴从机场往市区赶，一个城市空无一人，下着小雨，真的是感觉很凄凉。第二天见到张定宇院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他说你们来了真的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大量的病人住不进来。
我们跟他们对接，我们在金银潭医院，对接的结果是他们腾了两层楼的普通病房(让我们改造成传染病病房)。大年初一交接的，我们大概在一天的时间，就开始设计这两层(病房)，要把它变成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大年初二下午开始收病人。
中国网：24小时之内把普通病房改造成了传染病病房，48小时之内我们又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接工作，您和您的队员如何做到的?
毛青：大家团结一致。任务来了，就要去做。你就要因地制宜来设计，比如我们这个空间，我们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方舱。后来有的方舱医院就是大空间部署出来的，那就要因地制宜来布置。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动，比如说关掉一个病房，这个病房要把它作为我们穿衣服的通道。那边要关个病房，把它作为脱衣的通道、一个缓冲间，就这样来设计。但它没有负压，没有定向气流，做不到怎么办?就封，连门缝都要封掉。因为你不封，气流就倒灌。风是从外面就往里面灌，倒灌以后，因为通过空气里的气溶胶就会倒灌到清洁区里。通过这样的办法，用基本的理论原理来设计达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全部都是全员动员开始来布置，应该说确实效率很高，但是大家也很辛苦，最终这样部署出来了。
中国网：改造完了之后第一批病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医疗队员又是怎样的工作状态投入进去?
毛青：我觉得还是井然有序。从心理状态来讲，其实大家已经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有很好的培训，按照要求的防护装备我们都有。第二，我从队员们的动作上，做的事情上，我也能看到他们不怎么害怕。我会看到有人搀扶患者。他要害怕，他就不敢这样做，至少离得远一点。他去搀扶患者，帮患者提拿行李……从这些行为看，他们这种所谓的恐惧心理是不大的。我觉得他们已经克服了这方面，大家做得很好。
中国网：第一批病人进来了之后，看到了我们是军队医疗队，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毛青：我整体的感觉是，从所有的患者来讲，他们首先一点是安心。一进来(医院)以后就安心。开始他们不知道是谁在管理他们，我说我们是陆军军医大学的。(他们说)“解放军更好!解放军更好!”总的来讲，他们到了金银潭，到了部队医疗队在管理的病房，他们觉得安心。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在我们离开金银潭的时候，他非要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到火神山医院去。
中国网：说明对我们军队医疗队的信任。
毛青：是的，是的。
毛青在教室为临床医学专业学员讲授新冠病毒防控课。 (张永进 摄)
中国网：虽然整个医疗队有丰富的抗击病毒的经验，但可能不是每一个医疗队员以前都从事过这样的实践工作。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病毒，医疗人员和患者存在哪些防护的盲区?
毛青：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正是我们当初最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里边，绝大多数人不是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的人。我说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的队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传染病防控是一种养成，什么叫养成?就是你习惯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的传染科的医生护士，他的习惯是很好的。看一个病人洗消一次手，工作期间不碰自己的衣物或者皮肤，不揉眼睛等等，这是几十年工作习惯养成的。“红区”该干什么的，“黄区”该干什么，“绿区”该干什么，都是养成的习惯，不需要教他，而且是习惯性的动作。但对我们其他的科室医务人员来说，要投入到传染性强的这样一种疾病里的时候，我们最担心他会错了，他会忘了，甚至他不在乎。怎么把它给规避或者尽量地规避?就是训练。我们通过严格的训练，让他养成习惯。每个人上岗前，都要培训，考核，过关后上岗。不过关(的人)，今天先不排你班，你再练十遍，练完以后再去，明天排你班，但绝大多数人都考核过关了。第二个我们有监控，我们弄了摄像头来监控穿脱，尤其是脱PPE(防护装备)，英文简称叫PPE。你穿脱PPE的过程有没有犯规，有没有污染到自己的皮肤、眼睛，我们做到时时纠正。后来在火神山医院，我们基本上把监控这套系统给推广开来。
中国网：听说当时在“红区”，大家关于一些防疫措施还有一些分歧，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毛青：我刚才说了，感染防控的理论都是有的，国家也有指导意见，但都是条款似的，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具体情况，肯定就会产生争议。比如说我们遇到队员突然发生呕吐了，他低血糖也好，其它各种原因造成的呕吐。吐都吐到口罩里了怎么办?我们就有点争论，有些人说他是在“红区”发生的呕吐，这个要隔离、要观察。我说我的意见是不用隔离，因为他已经做了及时的处理，他瞬间肯定是暴露了，但是他暴露这一下不是说他一定会感染。我就说这么几点：第一，暴露的时间很短;第二，我们这个病房是有一定负压的，有新风系统的;第三，我们有专门的检测队，检测出空气里是没有阳性的。后来我这么一分析了以后，大家觉得是可以不隔离的。
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在“红区”要不要戴面屏?我们内部自己的感控专家争论不休。我的意见是坚持要戴，他们说防护过度。我说如果不发生意外，是可以不戴的，我说我同意，但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意外。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我们接触的病人，没有一个不是新冠肺炎患者，没有一个没有传染性，我们现在防的是意外。结果我们综合科开始收病人的第一天，就有一个病人刚刚从车上下来，坐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还在给他弄行李的时候，就吐出来了，(意外)就发生了。
中国网：2月12日，火神山医院成立综合科。当时您已经是医院两个专家组副组长，却再次站了出来，请战担任综合科主任。综合科是担负什么救治任务的科室?为什么主动请战担任火神山医院综合病区主任?
毛青：成立综合科，是我们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要应收尽收。因为当时武汉的收容压力太大，病人太多，我们要扩大收容量。为什么叫综合科呢?因为其他科，比如说一科是陆军在管理，二科是海军在管理，三科是其他军在管理，其他单位在管理。综合科就从这些单位里他们已经工作好好的人里面抽了人出来组成一个科，命名叫综合科。综合科不是病人综合，而是医务人员是综合的。
我刚才讲我没有具体管哪个科，我是专家，没有人手了，只有我去吧。后来我当时给我们院长发了一个信，我说我来管理，我说我能做好。
中国网：最难在哪里?
毛青：最难的是把大家团结起来，把这一大堆事情干好。你很难想象一个空旷的病房，在9个小时要把床位到位，各种医疗设施到位，各种各样的事情到位，要达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你可以想象有多难。我们一直干到凌晨2点，收了48个病人。我那天真的很感动，我在我们火神山医护群里发了一个长长的一短信，我说我真的很感动大家，感动于大家这么努力的工作，团结一致的工作，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我们综合科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2月12号火神山医院收治病人数超过一千。我说完成了我们对武汉人民的承诺，尽量收治患者。
在我们综合科开科的时候，点完名以后，我就说了两个观点：第一我们被抽出来了，无条件得我们都要干好工作。第二是我们要团结。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团结?大家都不认识，名字都叫不上来。我说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叫“搭把手”——你看见他在搬床，一个人搬不动，你上去搭把手;你看见他在拖地，在收垃圾，你去把垃圾袋抻紧，让他收这个垃圾。我说这就叫团结，我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相互之间就团结协作得更好，我们感情就会交流好。
结果确实，到我们要撤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我们军人到了这样的战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是每个人都在拼命。每次想起这些，我自己都会感动得流泪。
毛青在教室里为外国留学生授课。(张永进 摄)
中国网：在誓师大会上，您说：“一个都不能少!我一定把每一名队员都平安带回来!”最后，医疗队也实现了这个目标。立下这个“军令状”，您觉得压力大吗?
毛青：说实话，面对陆军军医大学的150个人，我没压力，因为我觉得能做到。但是突然你发现要面对的是火神山的“零感染”，泰康同济医院同样要“零感染”，我们军队还管理着另外一个医院叫妇幼医院也要“零感染”等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它的问题就多多了，确实是所谓的担心更多一点。
中国网：我们的医疗队员能够实现“零感染”，关键因素是什么?
毛青：这种传染病的大疫情出现以后是分几块的。患者救治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院内感染的防控，不要出现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不要出现患者感染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之间的感染。第三部分是社会的防控。其实传染病的流行防控是一个国家行为，所以我们国家有一个叫联防联控机制，这个来整体协调这个。在管理上我们设计了几个重要措施：第一个是双人同出同进，或者大于两个人同出同进。一是起到相互监督，你错没有，我错没有，相互看看;二是相互帮助，我在后面解不了，你帮我解;三是相互支持，你拿不动我帮你拿，还有你摔倒了，有我来帮你，由我来通报。第二个是监控。我们实施24小时的监控。我们从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时候形成了经验，就认为监控的的确确非常重要，能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杜绝被感染，这个很重要。第三个是在感染防控方面，有时是要检测的队伍来检测污染有没有发生，有多严重。我们曾经发现门把手上有阳性过，那就开始找原因，消毒是肯定的了，就是怎么形成的，要追溯原因，哪个环节没有做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染防控的措施。 第四个是感控科的工作人员实时的在病房各个角落巡视检查，哪些违反感控规定，哪些做得好的，每天有通报、有表扬、有批评。
通过这些综合的措施，来使得感控工作就是感染防控尽量的做到更好，尽量的做到完美。当然最后我们还要实现，不仅是“零感染”，而且我们安安全全，没有发生任何的其它的意外。
中国网：在火神山医院，患者是怎么评价我们军队医疗队的?
毛青：(网上)应该有很多视频。尤其是出院的时候，因为每个患者我们要把他送到门口，我觉得那些场景很感人。有的人还学着敬个军礼来感谢，太多了这种场景。我的形容词不多，形容不出来。我自己站在那儿都会流泪，我就会感动的流泪。
中国网：病房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时候?
毛青：病房里我觉得令我比较深刻的还是两件事。25床、26床的两个病人都是老人，一个79岁，一个76岁。两个人都是重症，但是两个人都被我们救好了。这两个人，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很好得照顾他，都是我们医护人员在照顾，确实很困难。好了以后有一个老太太，每次我们进去，只要有人进去她就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确实很激动。还有一个老太太，出院的时候她穿了一件大红色的唐装，扣子是疙瘩的那种，然后我在给她扣衣服的时候，她哭了。我说：“老太婆，你这个很漂亮啊”。她说其实准备这个(红衣服)是做寿衣的，她说我以为我回不去(家)的，我走的时候需要你们帮我穿上这个衣服。结果变了，逆转了，她能健康回家了，所以她自己就很高兴。这很令我感慨。
还有一个男同志，他也四十多岁了，他就很好地照顾了我们一个86岁的抗美援朝的老兵。这个老兵已经有点阿尔茨海默症了，已经不太清楚，走出去都不一定走得回来。有一次查床，我说，小伙子我非常感谢你，你把战斗英雄，这个老战士照顾得很好。他说应该的。他一直照顾到他俩出院，后来这个老战士比小伙子先出院。
中国网：建军节前夕，您被授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称号。您认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毛青：我觉得有点受之有愧。我说不好这个标准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做得还不够。我获得了一些荣誉的时候，我自己经常回答的一句话，也是我内心说的一句话，我说我真的只是做了一些本职工作，你说我一个传染科医生，一个老传染科医生，或者说一个有点经验的传染科医生，我不去做这些事，谁去做呢?你有这个业务能力，你自然应该去做这些事。
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是每一个人把自己岗位的事情做好，按标准做好，超过标准更好!
(本期人员——责编/文字/记者：裴希婷;通讯员：黄小桐;摄像：刘凯 韩歆昊;后期：高志伟 刘凯;主编：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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