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讨论要素市场化的问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疫后重建和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我简单谈三点意见。
第一，要素市场化在抗疫中间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
中国去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社会，如果今年精准扶贫能够实现的话就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进入类似八十年代后日本的所谓1亿总中流的状态，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需求就开始发生变化。以服务品消费为主的富足性消费开始取代以吃穿用为主的温饱性消费，其中住房、汽车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标准配置。在我国，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与中国居民收入的变化高度相关。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供给端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重化工业的后期阶段。不仅研发在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且物流配送、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开始成为企业生存与竞争之道，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引领产业变迁。
由上，无论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观察，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了。这两个特点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时期要素市场化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及改革方式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回顾过去4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基本完成了商品市场化进程，大约97%的商品已经是市场定价。但是在要素市场改革方面，正如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的，第一范围有限，第二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第三价格传导机制尚不顺畅。这三点反映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统生产要素市场化虽然已经进行相当长的时间，但深化不够。这主要体现在与工业化相关的生产要素上，土地、劳动力、资本仍处于半市场化状态，都有“双轨并存”的现象，而在土地上变现更为明显。二是未来以服务业为代表新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等市场化刚开始进行，有的甚至还未破题，这些要素市场化的供给因涉及到未来的发展，亟待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在抗疫中，明确要素市场化的方向，并切实推动改革深化，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了。由于抗疫过程中借助行政手段比较多，人们担心一旦这些手段固化并体制化，全球会出现去市场化的趋势，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行政管控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说要防疫常态化，是不是意味着行政管控常态化?换言之，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不是在疫后能够得到重视，要素市场化能不能得到顺利的推进，就变成了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多起来了，认识也有出现了模糊。现在要特别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早在八十年代就强调要“义无反顾，推动改革进入不可逆转状态”。现在改革40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基本形成，但是疫情冲击表示，它还是脆弱的，逆转不是没可能的。因此，凝聚共识十分重要。中央文件在这个时候颁布，十分及时。
第二，要素市场化的推进方式在方向明确的情况下，下一步关键是改革行动。
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方面做新的改革行动就变得非常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其中后三十年分二步走。第一步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步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或后工业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依然有发展的潜力。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不高，去年仅为61%，而61%中间将近20%多的人口还是半城市化人口，是农民工。在抗疫的过程中，大家说消费下降的很多，其实不如说是收入预期不好。过去三个月，居民收入下降幅度远远低于消费下降幅度，致使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了8.07万亿，同比多增加了1.76万亿。而在增加额，住户储蓄存款占比达80%。换言之，不是当下的收入不够，而是担心未来收入的不能稳定增长，从而不敢多花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稳定增长预期十分重要，为此要加快改革。
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在城市定居，他们的消费行为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算了算，农民收入大约70%来自城市，其中务工收入占比将近50%。但是由于没有市民化，徘徊在城乡之间，其在城市的消费仅占收入的30%，收入的70%会回农村去消费，主要用途是在宅基地上盖房子。房子盖的很漂亮，但却没有就业和收入机会，还得回城打工。于是形成了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工虽有收入，却消费倾向低的畸形局面。如果说城市化不能顺利推进，甚至在疫情的冲击下可能出现逆城市化，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收入预期不稳，将会影响内需扩大，影响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农民工市场化或成为抗疫和疫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了。特别是像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带正在发展，通过改革把农民工市民化镶嵌进去，以释放增长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看，文件中提出的土地和劳动力两方面的改革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应大力推动。在劳动力方面，要实现跨区域的有序流动，不仅要解决当地，而且要解决异地户籍准入问题，在一线大城市要落实积分制度。同时还要跟服务业发展相称，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在土地方面，文件提到除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入市以外，也特别提到宅基地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尤其宅基地的改革十分重要。一旦破题，农民的财产就可以形成财产性收入，并与其在城市务工收入一道共同支持其家庭，包括购房、购车的支出。其实，以宅基地换城市住房是稳定收入预期及扩大消费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应尽快机制化。
从以往的经验教训看，要素市场化推进方式的几项原则必须始终强调：
一是，强调市场主体的地位，减少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和直接干预，尤其是在土地市场上非常关键。能够让其他的供给主体平等进入市场是土地市场改革的先决条件。二是，对所有的要素应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换言之，应该是市场竞争者形成价格而不是政府定价，即使政府定价也应该转向规则定价而不是直接参与价格形成。换言之，政府主要作用是加强价格的监管和协调。三是，要完善交易的规则和服务，特别在技术和数据市场上，交易规则和服务是基础。四是，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也正在转型，这个转型可以定义为是由过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社会正在转向后工业化社会，是以服务为主导的。这个时候价值增值的基础不仅仅取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了，技术进步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是非常关键的，起着边际引领作用。
第三，深化要素市场化相关的配套制改革。
这次疫情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改革必须全面深化、配套进行。过去我们改革更多是涉及经济领域，这次抗疫发现经济和社会不能脱节，社会体制改革也得深化。中国这次抗疫取得阶段性成功还不只是医疗卫生技术多么先进，最重要的是隔离，隔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社区。我在海南基层调研中发现，有两类不同的社区，一类是居民小区，尤其是单位的家属院。其隔离安排是行政化的。一切听令于上级指示，被动安排，机械行事。相反，在社区相邻的城中村，则呈现出积极应对的态势，无论在宣传教育，还是防疫消杀以及互相监督方面都好于行政化的社区。我的结论是城中村有村民自治，它形成了有别于城市社区的基层治理机制。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社会体制改革也应该提上议程，这既包括公共卫生体制，也包括以社区建设为例的社会体制，以及跟此相关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换言之，如果说这次疫情是对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的话，涉及治理能力的体制基础建设应一并纳入改革议程，统一考虑。
综上所述，在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就的条件下，面向疫情后经济社会恢复，乃至重建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十分重要，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以土地、劳动力为抓手，辅之以社会体制、公共卫生体制等相关的其他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把要素市场化做的更加完善、做的更加好。
(作者为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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